
这是贺卡的外面

这是贺卡的里面

宝宝,爸爸妈妈要谢谢您,祝您好好长大!

星期天宝宝跟妈妈参加了单位的活动,去龙坞镇上城埭村爬山喝茶,此行共有 3位一年级,1 位二年级和1 位五年级的5位女孩子。上城埭是一个满目青翠,非常纯静的地方,延绵的茶树的碧绿托着蓝天白云,空气是沁人心脾的透彻。
我们先去爬山,沿着竹径入山。这山叫大陡山,五个小姑娘争先恐后地跑在最前面,大概爬到四分之一时宝宝掉队了,这时路也难走了,考虑到安全和身体,我拉着她慢慢地走。其他 4个姑娘一直保持领先地爬到了山顶,而宝宝和我在距山顶还有约十分之一时随着她们下山的队伍返回了,很遗憾。不过宝宝没有泄气,下山的路也很艰难,但争先的意识驱使着她坚持领先返回原地,她还不断地催促着我,我跟着她后面走得两腿不听使唤地哆嗦。最后宝宝说这山比 2个南高峰还高多了。
赚钱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,至於教育、学习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经历的过程这句话,的确道出了教育的目的,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,早早的学会如何生存真的没有坏处。我想一个人的成长,帮助宝宝找到内驱力是很重要的,夫人早上说要帮助宝宝有个好性情,其实这些都只是服务了一个赚到钱拥有美好生活这个大目标下。
1992年,当我辗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,13岁的老大、 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都还暂时留在中国。选择在那时回到以色列,完全是穷途末路:我的父亲是犹太人,二战 时逃亡到上海,并在那儿生下了我。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, 12岁那年父亲去世,我就成了孤儿。长大後,我在上海铜厂当体力女工。结婚生下3个孩子後,丈夫离我们而去。留在上海,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。正好那时中以正式建交,怀著一种逃避的心情,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後裔。
初到以色列的日子,比想像中要困难许多。我不懂得那儿的语言(父亲教的古希伯莱语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),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 (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 ),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,我压根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。
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 个月的生活开支,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,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边。我苦攻希伯莱语,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,然後,我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捲。
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,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,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,1谢克尔等於100 雅戈洛。我的春捲小摊,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。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後,1993年5月,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。
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,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。以前在国内时,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,到了以色列以後,我依旧做著我合格的中国式妈妈:我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,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捲。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,他们就来春捲摊,我停止营业,在小炉子上面给他们做馄饨下麵条。
一天,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,邻居过来训斥老大:" 你已经是大孩子了,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,而不是在这 ?看著你母亲忙碌,自己就像废物一样。"然後,邻居转过头训斥我: "不要把那种落後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,别以为生了孩子,你就是母亲……"